潘凯雄:阅读的率性与专一
发表时间:2015-12-09    来源:
原标题:阅读的率性与专一(读书论世·我的阅读半径⑤)

  制图:蔡华伟

  阅读终究是一种私人化、个体性的选择与行为,无论读还是不读、读这还是读那,莫不如是。至少我个人的阅读就是,“我的阅读我做主”。话虽说得如此铿锵,但仔细想来,即便是“我做主”,在自己的阅读生涯中,至少又可细分为两类情况:一是没有明确目的或任何功利的泛读,二是有十分具体目的或明确功利的阅读。前者我称之为“率性的阅读”,后者姑且命名为“专一的阅读”。

  先说“率性的阅读”。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“职业阅读不好玩”的短文,说的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那些年的阅读。回想那9年多的时间,终审稿必须一丝不苟地硬着头皮读下去;为了解竞争对手,同行们推出的重点作品及市场上的热点作品也需要浏览;还有文学界写作的整体概貌同样应该做到心中有数……如此这般,自己的阅读至少4/5的时间不得不围绕着职业打转转,当时我曾经极端地说“见到稿子就恶心”,以至于3年前终于卸下社长职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都是见了文学作品就绕着走。而与这种被职业“绑架”所不同的便是“率性的阅读”。此时的阅读不过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,想读就读,想读什么就读什么,看得下去多看几眼,看不下去掷之一旁便是,全凭兴之所至,率性而为,好不悠哉乐哉!“率性的阅读”看似随心所欲,其实不经意间也在走心入心。还是以我的文学阅读为例,以前“职业阅读”时,满脑子琢磨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市场吆喝点在哪,首印数能有多少之类。现在读文学作品的绝对数量虽不及以前,但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我认真读完的长篇小说就有迟子建的《群山之巅》、贾平凹的《老生》、阎真的《活着之上》、范稳的《吾血吾土》、严歌苓的《护士万红》、艾伟的《南方》、周大新的《曲终人在》、张者的《桃夭》、孙惠芬的《后上塘书》、路内的《慈悲》、关仁山的《日头》以及彭小莲与刘辉合著的《荒漠的旅程》等十余部。没有了“职业的压迫”,这些长篇小说读起来反倒十分轻松,带给我的艺术享受或遗憾也更加强烈与清晰。同样是在离开了“职业阅读”的时光,张曼菱的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、张伯驹的《烟云过眼》、朱家溍的《故宫藏美》、汪家明的《难忘的书与人》、吴建民的《顺势》、埃德蒙德·胡塞尔的《逻辑研究》、约翰·穆勒的《功利主义》、亨利·罗伯特的《议事规则》、马丁·雅克的《当中国统治世界》、罗伯特·谢伟思的《斯大林传》、戴维·罗特科普夫的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》、弗雷德里克·马特尔的《主流》和里奥·汉德尔的《好莱坞如何读懂观众》等一大批“闲书”,才得以走上我的案头。这些书大多说不上特别经典,也基本不属于流行读物,很难说我是冲着什么去读这些书,也很难说读后有什么具体收获,但伴一杯香茗伏在案头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,而且可以肯定的是,其中的某一点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蹦出来为我所用,届时至少会免去一些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烦恼。

  与随心所欲的“率性的阅读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“专一的阅读”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,人不可能总是率性而为,比如求学、比如工作、比如某件具体的事,甚至比如好奇、比如从众,都可能导致你不得不去读某一本书或某一类书。这样的阅读,骨子里当然是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,而要实现或满足那种功利,就不得不保持阅读的专一。它或许说不上快乐,但未必不受用。这段时间,因为职业的需要,我硬着头皮啃下了马化腾等著的《互联网+: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》和阿里研究院发布的《互联网+:从IT到DT》,不敢说就此彻底明了“互联网+”的前世今生,至少不像此前那样一片茫然了,这就是一种受用。同样是最近受人之托,我先后阅读了李向东和王增如合著的洋洋50余万言的《丁玲传》以及卜健所著洋洋70余万言的《国之大臣——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》。前者是我所读过有关丁玲传记中材料最为翔实的一部,后者则不仅是王鼎的个人传记,更是一部嘉庆、道光两朝政治史、边疆史、军事史和文化史的总和。如果说受用,则绝非只是知识的扩充,更是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:真学问和死功夫如影随形,绝非忽悠者所能为之。

  由此看来,“率性的阅读”长于博,“专一的阅读”精于专,前者在延伸着人生的阅读半径,后者则聚焦于这条半径上的几个点或某几个小段,各得其所,孰优孰劣难以判之,但可以确定的共性就是四个字:开卷有益。

  (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)


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5年09月29日 24 版)

责任编辑:曹 江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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