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河山阙》: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流亡
发表时间:2016-01-06    来源:

《河山阙》 董贻正 薛传钊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

  【内容简介】 

  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,他们出身中产家庭,考入清华大学,是当时的学界精英,而他们曲折的经历就是现代中国史里面激情燃烧岁月的一章,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;年幼时即随父母流离颠沛,在上海租界求学追求进步……他们曾距离大师们如此之近……他们,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。本书作者亲历抗战,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学与大学,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,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动态、学习与社会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描述,是难得的史料。 

  【作者简介】

 

  董贻正,男,1931年间月出生于上海市,汉族。1948—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  薛传钊,女,原籍广东中山,1930年生于上海,年幼时随父母逃难,流离颠沛,辗转数年。抗战胜利后,在广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。1949年夏从香港飘海北上,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,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。

 

  【目录】  

 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  

  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/002  父亲剪影/006

  儒家范式的家庭教育/013

 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“左派”朋友/017 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/019

  小嬢嬢是新四军/022  十里洋场少年时/026

  从手心挨打到银盾少年/027  我知道的八百壮士/030

  亲戚中就有汉奸/032  虎头蛇尾的奴化教育/035

  租界里的生计/037  租界里的中学生活/039

  旧上海的少年阅读/042  战争阴霾下的课余生活/045

  中学同学的不同人生路/046  抗战胜利啦!/048

  亲见国民党丧失人心/050  离延安更近了/052

  我成了“赤化嫌疑分子”/056  开始了进步的道路/057

  大江东去晓光始/059  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/062

  用“单戈士”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/067

  1948,我要考大学/069  马桶上听到录取的消息/071

  一路向北/073

  

  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逃亡

  

  最早的家教/076  从未团聚过的家/078

 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/082  被战争打乱的童年 /086

  初次闻到火药味/088  我家成了难民转运站 /090

  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 /094  战争中的桃花源 /098

  像上班一样躲警报/100  边境小城印象/104

  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/108  再次踏上逃亡之路/110

  荒山生活要自给自足 /113  锡是怎样炼成的?/116

  矿山里的学习生活/121  父亲自制“咖啡糖”/125

  战争中的大家庭/128  长途跋涉到玉山/137

  难忘的六年级/143  日军打到浙赣铁路,再次逃亡/146

  与“鬼火”相伴的住地/153  初次接触洋文化/160

  战乱中难忘的春节/163  跟着难民继续大逃亡/166

  掷垒球训练/175  见识了民族风情/178

  山沟里的机场/180  去重庆/182  闯进卫戍司令部/189

  15岁挑起家中的担子 /195  自建小茅屋/200

  小茅屋落成 /203  进了南开暑期班/206

  抗战胜利,狂欢之夜 /208  李四光是我的推荐人/210

  李四光镇不住势利眼 /211  振济中学,一场虚惊/213

  附注:抗战历史参考资料/218   

   【书摘】

  

  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  董贻正

  

 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,祖籍浙江宁波。1936年8月上小学,还不到5周岁;以后上初中、高中,直至大学。1948年报考大学,报了3所,都被录取,于是北上清华,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  抗战胜利后,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,接触到进步思想,参加了学生运动;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,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。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。

 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“左派”朋友

 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。从我们懂事时起,就曾先后两次入狱,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,上文提到过;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,究竟是什么原因?父亲的《三代简史》里没有提及。但说了这样一件事。抗战胜利了,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,相反,重庆来的“劫收”大员又蓄意抢夺,欲归为己有。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,才收回厂房,复工生产。此时被拘押,是否与此有关?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,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。

 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。抗战胜利时,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,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。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,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,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。回想起来,他遭日寇逮捕时,传说他和“重庆”方面有联系的说法,倒也有几分可信。

  抗战胜利后,看到国民党的腐败,他也经常叹息。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、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,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、陈其襄等人。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,抗日战争胜利后,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《民主》周刊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,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,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。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,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,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、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、商业部局长等。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。

 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,所以《民主》周刊,从1945年10月13日创刊以来,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。对我来说,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,《民主》是每期必看。

  《民主》周刊的主编郑振铎,是一位进步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翻译家,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。在抗战时期的上海,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,阻止珍本外流,做出了杰出贡献。抗战胜利后,我曾看到过在上海《文汇报》连载的《西谛书话》,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,文化部副部长,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,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。《民主》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,如马叙伦、周建人、许广平、董秋斯、罗稷南等,沈钧儒,沙千里、史良、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。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“左倾”刊物,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。如“重庆较场口事件”“六·二三下关事件”“李公朴、闻一多被杀事件”以及国民党搞“假谈真打”的阴谋等,《民主》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,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,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,就被迫停刊了。

 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,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,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。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,历经了清末、北洋、民国、日伪政权、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。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,他有努力有坚守,有坚持也有隐忍,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。他思想开明,眼界开阔,但性格却内敛,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。打太极写毛笔字,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,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应该算是“内心强大”的那一类人。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,现在才开始参悟他,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。

 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

  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,现在宁波的鄞江区。外婆家比较有钱,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,但到上海后,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、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。外公我没见过,早已亡故,所以没有任何印象。

  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,离市区较远,小学时,我们去外婆家,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。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。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,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,开始在饭店里打工,做招待,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。祥生的发展与崛起,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。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,非常好记,当年取“四万万同胞”之意。

  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,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。

  在闸北时,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,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,我们则是几家合住,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。可惜,抗战时,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,外婆家搬到城里,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。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,不到100平方米了。

 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,虔诚的佛教徒,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,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,这一点和祖母很像。

  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,很热闹,可能因为条件稍好,加上外婆的和善,所以氛围也好。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。

  外婆育有两子三女,我母亲是老大。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,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。我母亲信佛,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。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,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,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,无论多么富足,家风却一脉相承。

 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,幼时家境也很好,同样秉承这种风格。我岳父李大耀,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“大班”,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,1号、2号是蒋经国住的,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。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,想去看看老家,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,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。我岳父1964年病故,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,晚年,她得了老年痴呆症,1986年病故。

  我们兄妹5人结婚,都是从简办理,不事铺张。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。母亲宽厚待人,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,她都乐于相助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,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。所以,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,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,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“富贵人家的小姐”的特征或习气。

  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,我们兄妹5人,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,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。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,有一点可以预见:即使没有政治运动,我们也不会成为“啃老族”。

  1962年,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。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,母亲也已年逾花甲,健康也大不如前,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,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,她在同爸商量后,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。

  1963年,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,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。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,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。

  “文革”后期起,她长期卧床,爸也年逾古稀,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,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。从1958年起,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,24年间,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,和父亲一样,她老年时,成为一个“多子女的孤老太婆”。思念及此,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。

 小嬢嬢是新四军

  我们小时,二姨妈也已出嫁,我们兄妹都对她很亲,称呼她为“弍(ni)伯伯”;只有小姨妈文斐(我们叫她小嬢嬢)未婚,同外婆住在一起。外婆几个女儿的文化程度同她们的年龄成反比,小姨妈文化最高,在闸北外婆家时,她卧室里还有一架钢琴。兵荒马乱的年月里,保留一架钢琴时而弹奏的年轻女子总给人以罗曼蒂克之感。

  小嬢嬢漂亮,文静,身材高挑,但给我的感觉是她很忙,和我们小孩子接触不多。事后回忆,可能当时就在从事抗战救亡活动。抗战初期,我妈妈等亲友经常在成都路家里为医院缝制伤病员的病号服,听说这些活都是小姨妈组织的。当时的客厅里堆满了白衣白裤,住在一起的婶婶、阿姨也一同帮忙。

  那时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岁吧,母亲也教我们缝制衣带,虽然针脚歪歪扭扭的,但心里却觉得也为抗战出力了,很高兴。因为当时我们住在英租界,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,租界地区还是比较安全的,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动还可以进行。

  可是后来就没再见她,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线牺牲了。因为当时上海还在日寇占领下,气氛很是紧张,大人们都不同我们说这些事,究竟她是在哪里牺牲的,当时情形如何,在我写这一部分初稿时,还不清楚。后来我表妹王炼利来信说:我小舅舅(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,王炼利的父亲)改革开放后,从美国回来,曾同她说起,小嬢嬢是偷着去参加新四军了,当时家里谁也不知道。后来接到她所在单位来信,才知道她随新四军转移,病死在苏北。她的遗骨是大舅舅到苏北去取的。大舅舅到了坟地后,掘开墓,见到小嬢嬢的大衣,就肯定了这是她的坟,将她的遗骨带了回来。因为像她这样的家庭,参加新四军在当时自然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。因此,我父母对她的死讯讳莫如深。

  说起苏北,当时上海的上层社会是相当鄙视的。当时上海已是“东方大都市”,而上海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则显得贫穷落后(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谋生,那时候苏北三把刀,菜刀、剪刀、剃头刀,反映了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:厨师、裁缝、理发师。这在当时上海是最低层次的几种职业。一个家产万贯的阔小姐却自愿跑到贫瘠之地闹革命,也可见当时人心之相背。

  但在当时上层社会看来,小嬢嬢简直是叛逆之极,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样,他们很难获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。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军那里时,还说过“让她去”的气话。

  一个腰缠万贯、大户人家的女孩子,是什么动力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上海舒适的家庭,到苏北这样贫瘠之地去呢?苏北为什么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?这是个谜一样的话题。很遗憾的是,我们再也不能听到小嬢嬢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了。

  大舅舅张永生同外婆住一起,也在恒信洋行工作。我二年级考第一名后,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学生丛书,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礼物。

  小舅舅张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,长得也最帅,可以用风流倜傥来形容他。抗战时,他一个人跑到四川一所教会大学读书,但大学没读完,就辍学工作了,也许是他一人在大后方,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吧。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,已经结婚,妻子是成都时的大学同学,生有一女,后来离婚了,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结了婚。

  小舅舅是一个公子哥儿,上海所谓的“小K”,就是有钱人家的“少爷”。他开过自行车行,装配自行车,那时候,在上海,有一辆自行车,就不简单了。我在高中时,同班四五十名同学,有自行车的只有二三人。如果做个比喻,开自行车行大体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好一些品牌的汽车行,可见他是个很时髦的人,而且敢想敢做。敢想敢做的个性跟随了他一辈子。

  我上清华时带去的自行车就是他开的店为我装配的,我也因此成了清华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拥有自行车的学生。这辆车,后来在班上,成了公车,哪位同学要进城,就骑着我的车去。

  20世纪20年代末,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风云际会,政治与经济势力也此起彼伏。除了雄踞上海的“帝国主义”者,北洋军阀、革命党、各种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盘踞在上海,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地址最初也在上海。上海既是冒险家的天堂,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,同时也是大浪淘沙之地。28岁的父亲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职营业员,可见父亲应该还是有一定硬功夫的。

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

  1936年夏,我们全家,父母、大姐、大弟和我都搬到了汉口。我还记得当时的住址是:汉口黄陂路协和里9号二楼,是一房一厅,还带有一条走廊似的狭狭的阳台。

  我快6岁了,该是上学的年龄了。不知为什么,父母专门找了一间“为难”我的学校。一是,学校离家很远,每天来回在路上要走1小时40分钟左右。好在大姐也在那里上高中,每天她带着我往返。二是,学校管理很严,是由意大利修女们开办的天主教女子学校。全校教师(除语文教师外)和工作人员全是洋人。三是,小学部从3—6年级全部讲英语,2年级则是中英文混合教学。没有一年级。后来才搞明白,在汉口当时中学兼办小学部的学校并不多,从小学就开始用英语教学的更少。加上教会办学,学费相对比一般学校便宜,而教学质量不差,管理严格,因此家里选了这间叫圣约瑟的女子学校,让我启蒙。

  我一进去,就被安排在三年级试读,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在学校里不许讲中国话,只能讲英语,如果不会讲可以到讲台前向老师提出自己想干什么、想说什么,问英语是怎么说的。这下可把我吓坏了,第一次踏进学校,看看那个穿着黑袍、戴着黑头罩、脸无笑容的老师,在讲台上叽哩咕噜,说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,甚至连下课也搞不明白,只好独自坐在位子上。到第三节课了吧,我就想上厕所,但又不会用英语去问老师,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,直到实在忍不住时,只能在座位上方便了。坐在我旁边的学生立刻举手向老师咕噜了一阵,班上的同学立刻哄堂大笑。老师立刻用尺子在桌子上敲了起来,不许大家笑,而是叫一个比较大的学生领我去厕所解决问题,并安排她告诉我上课的一套规矩,甚至帮我翻译、做作业等。我坐在第一排,有时老师也过来照顾一下。毕竟从未上过学的孩子,一下子上三年级是太费劲了,所以过了几天就让我到二年级那个班上课了。尽管也是穿黑袍(有时穿深咖啡色袍)的修女当我们的老师,但她那深褐色的眼珠,比原来那个浅黄色眼珠的老师的眼光要和善得多,还会说中国话,让我们叫她“Sister”。她知道我是从未上过学的孩子,也不懂英语,所以经常会关照我这个糊里糊涂的新学生,并不时鼓励我和同学们一块玩。班上的孩子似乎不全是中国人,人数不多,但讲着各种各样听不懂的话,但大部分都会用汉口话来交流的。这位Sister似乎一直陪着我们上各种课程,有时她也上一些课,还督促我们在课堂里做各种作业直到放学。我还记得,在课堂里,每天练习写英文字母,练一个字母要写满一页纸,从草楷到正楷,从小写到大写,此外还要学英语的发音,每天只教一点点,反复地练习,根本不教字,两个学期就是这些。国语就要求背课文,要背得烂熟,还要默写出来。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些背得烂熟的课文,连我们家人都听得会背了,当然还有算术课。每天除了这些主课外,还有一些辅课,如领我们到操场做操、做游戏、跳舞,还领我们到校内的天主小教堂里学唱歌,听《圣经》里“旧约”中的故事,看修女们读经做祷告的仪式等。有时还要教一些简单的针线活,如绣十字花等。学习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多样的。

  我每天一早跟着大姐姐,提着一只小书包,连颠带跑地赶着上课,一般都是正点到校。中午则在学校的食堂里,等大姐下课一块吃饭。午饭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,因不能加热,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带几块面包和一小盅菜,吃完后用小盅盛满一盅水喝。学校规定每逢星期五是不容许吃鱼的,所以一定要注意那天不能带有鱼类的菜。因为小学放学时间要比中学早,这样,我每天下课后常常会到操场里一个人背课文,或一个人玩滑梯,或者去看学校里养在笼子里的火鸡、番鸭以及各种鸟儿;有时则到琴房周围听别人练琴。总之,挺能一个人消磨时间的。

  有一天,中学部放假,但我们照旧要上课。其实只上半天课,我却没有听清楚。早晨姐姐送我到校后,并交代我自己好好吃午餐,下午三点来接我。谁知上完课后,饭厅、教室……都上锁了,人都走光了。我只好拎着书包到操场,一边在跷跷板上玩,一边吃午餐,也不知玩了多久,打扫操场的老修女发现我一个人还在那里玩,她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回家,学校要锁门的。我告诉她要到三点钟家里才会来接我。她不紧不慢地把我哄到校长家去了。问清情况后,这位校长老太太倒挺和善,问我记不记得自己家的门牌,我告诉她我认得回家的路,只是家里不让我一个人走就是了。她立刻带我坐上她自己的黑色包车(当时私人用的包车是黑色的人力车,街上乘客的是黄色的叫黄包车),由她家的车夫送我回家。那天我挺高兴的,因为能坐上那种黑色的人力车,就像现在能坐上小轿车差不多。在车上还有用脚踏的铃铛,虽然路上没有什么障碍,我忍不住要去踩几下,让它不停地发出“叮”的声音。到家门口了,拉车的“大叔”把我送上楼,把我交给家人后才离去,十分认真。

 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,家里反而觉得比过去放心,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一些了,胆子也见长,大概不至于一个人在外面会丢失了吧!

  我在圣约瑟女子学校整整读了两个学期,读完了小学二年级。从此,我对上学读书不再是那么陌生了,一年来也能拿到可以让大家高兴的成绩。尽管只有一年,但这是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启蒙教育时期。

  被战争打乱的童年

  1937年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给我们的国家,以及每个家庭带来了震撼和灾难。那个时候,尽管我不会看报,也不懂得为什么要打仗,但战争的苦难却在我幼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。对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来说,只能从被打破的日常生活中去体会时局动荡给家里带来的苦难,从感性上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、日本强盗发动的残酷侵略战争,是怎样无情地打击着我童年的心灵。

  “七七事变”后,暑假也结束了,但我和姐姐都不能继续上学了。是什么原因我搞不清楚。是不是那些意大利修女都回国了?学校关门不办了?搬迁了?谁知道。总之我只能待在家里,只有弟弟还继续到一墙之隔的青年会小学校里上学。我家小客厅的窗户正好对着学校的大操场,在那里除了可以看到小学校的同学们在那里做操、打球、玩耍外,还可以看到经常有不少青年人在那里集会,有人在讲台上演讲。有时我们会跑到青年会门口,看看贴在墙上的海报。大部分是关于抗日的演讲会海报,有时会有一些名人来演讲。有一次大姐就告诉大家是“七君子”之一来了,我们可以去听听。当然,我并不知道什么是“七君子”。只要是这类情况,操场上会聚集很多听众。

  由于我和姐姐没去上学,生活的秩序确实有点乱。闲来无事也会随母亲到附近菜市场里买点菜,帮着摘菜,做点家务。偶尔也会练练毛笔字……一切都是在母亲安排下才做的。但是每天照例要做一件事,那就是经常要从家里拿一分钱投入青年会大门口设置的捐款箱里。因为为了支持抗日,人人要做到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”。家里让孩子们亲自去投币捐款,使小孩子也懂得为抗日出一分力。吃完晚饭,我们兄妹几个都要坐在一起学唱抗日歌曲。我们寻来了“大家唱”第一、二册。我记得打开第一页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还有《松花江上》《大路歌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毕业歌》等。从中也知道了一些歌曲的作者,词作者如聂耳、田汉、张定和、冼星海、黄自……都是那个时候的知名人士。我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,看着乐谱,一句一句地学唱。在那一段时间里,几乎两本“大家唱”都能从头到尾的,一首一首唱下来。有些歌连我父母也学会了,跟我们一块唱,煞是开心。在学唱中,让我们两个还有些不太明白的孩子,也能从中领悟一点爱国精神,感染当时全国救亡图存的抗日气氛。

  已经是秋天了,汉口市开始了防空演习。有时是白天,有时在晚上。我们第一次听见“呜呜”的警报声在全城响起。这种声响使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。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识别什么是“空袭警报”“紧急警报”“解除警报”。同时,要求人们在自己家的玻璃窗上贴X字型的纸条以防止玻璃震破。还要求给电灯做上一个“黑罩”,晚上发出警报时,所有室内灯都得关闭,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可以打开有黑罩的灯。这时,全城变成了黑暗世界。这种防空演习让我们这些孩子也深感战争已经来临。大人们谈论着前线打仗的消息,我们也会竖起耳朵用心去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战讯。

  初次闻到火药味

  真正的空袭终于开始了。空袭既是战争的一部分,也是侵占的前奏。大部分空袭出现在白天,除了父亲仍是一早照常去上班外,当警报响起,全家只能在家里待着,弟弟也从学校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。紧急警报响过后,街上是没有人行走的。很快就有敌机飞过来,接着投弹的爆炸声,一个接一个,偶尔还可以看到滚滚的浓烟。我们不知道炸弹投向那里,也不知道死伤和损失,可能被轰炸的地区离我们的住地比较远吧。只有等到第二天看报纸的报道,才知道一二。一开始,我们遇到警报还是有点紧张和不安。后来,空袭次数多了,也有点习以为常了,也就镇静地在家照样干那些孩子该干的家务活。

  有一天上午,我独自一人到书店买铅笔,买完后,却站在书架前翻看着新书。突然,警报响起,书店的职工,立刻把客人请出去,准备关门、关窗。街上一片混乱。店里的售货员看见我一个孩子还在那里发愣,就问我家住哪里,路远不远。因为紧急警报相隔时间不是很长,而10分钟回不到家就会被拦在马路上,也不安全。好心的售货员就让我留在书店里不要乱动,等解除警报后再回家。我在那间暗暗的书店里等着。那次轰炸离书店很近,响声很大,整个房子在颤动着,不知是谁把我拉到墙根蹲下。一直等到解除警报、敌机的轰鸣声消失后,大家才松一口气。但是街上大呼小叫的声音不断,还有救火车接二连三地驶过。我们知道附近一定有挨炸的。店里的人再三叮嘱我不要在路上玩,快回家!一走出来,只见街上乱哄哄的人群,还掺杂着呼号声,我贴着墙边往家跑。但走了不远,路就被堵住了。一片塌下的房子,有的还燃着火。抬头一看,电线杆上“沾”了一只血肉模糊的手臂,是那么地惨不忍睹。在被炸的房子周围还有被炸死炸伤的人们。我再也不敢走近了,立刻绕道,奔逃回家。

  家里也正着急,担心我在外出事。回家后,我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,一五一十地诉说出来。从此以后,家里再也不让我一个人上街了。但战争带来的恐怖和残酷,包括那只断臂,在我记忆里总也挥不去。

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

  我们一行终于到了广西东北角的八步,并在二姑母家落脚。

  二姑母家只有姑父、表姐和我的小姐姐,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小姐姐薛传介比我大七岁,是我们家个子最小的一个。父亲因为家中孩子太多不堪负担,五岁左右就把她寄养在二姑母家中。他们一家本住在香港、广州一带。在广州工作时,由于日寇轰炸不断、时局不稳,才迁到远离大城市的这个山区小城里来的。这个小城是随着四周盛产的锡矿、钨矿等逐渐发展起来的。二姑父很快在一间侨商投资的利薄锡业公司内任经理。为了安排各地逃难来的穷亲戚们,二姑母在八步城里租了一间有二层楼的木板房,房间用薄板隔成一间间小卧室,仅能放进二张单人床,较大的就算是饭厅了,但晚上我们仍要打地铺住人。楼上是二姑母和我们全家住的,楼下是姑父的亲戚住的。因为人实在太多,吃饭时只能每人分一小碟菜,米饭由各人自己盛,管饱。当时二姑父要到矿区去上班,不常回来。其余都是“无业难民”,其中大部分是孩子,一时也无法上学,住在一起真是热闹极了。姑母虽是留美的教育博士,她也难以安排好这一大群大小不同、程度不同的孩子们,而且还要张罗十几二十口人的生活。她只能要求大孩子要带好小弟弟、小妹妹。年龄最大的是二姑母的女儿林明慧,她刚获得岭南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,由于成绩优异,可直接保送英国剑桥大学深造。但因抗日战争而未成行。她负责教大家讲英语,“下课”时她还会给大家表演“草裙舞”,晚上则领着大家做西点。因为没有烤箱,二哥就带头用洋油桶改装,领着一些“小的们”,又敲又打地做了一个烤箱。大家听着“老师”的指点,按着“洋文”的配方,七手八脚地操作起来。做成后,一人只能尝“小指头”那么一点点,但大家都觉得十分高兴。因为做西点的原料匮乏,改由二哥带着大家做手工。表姐则为我们缝衣服。天气好的时候,表姐领大家到河堤上散步,会游泳的则带着改制的泳衣在河里游个够才回家。

  晚上是我们聚在一起最高兴的时刻。大人做了一天的家务劳动,也跟大家在一块聊天休息了。这时姑妈会教大家欣赏月亮,欣赏星座,讲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天文知识,如星座的名称、结构、运行规则,一些传说、神话等;有时,哥哥姐姐们也会讲一些《天方夜谭》中的故事。其中,有一夜是林家的四叔、五叔,给大家讲述他们在东京大地震中失去父母、姐妹的亲身经历。那是1928年的事了,天还不亮,突然地动山摇、大家还不知是发生什么事。很快灯全熄灭、房屋倒塌,惨叫的声音四处响起。他们牵着父母的手摸黑走出木屋,既站不稳也看不清,随着人群不知走了几条街,然而地面却突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,瞬刻间,走在前面的父母都掉进了裂口里,几个孩子奋身趴下,用尽全力也拉不动,很快路面又移动了,裂口又无情地合拢。当他俩醒过来时,也搞不清自己怎么居然还活着。他们一家七个兄弟姐妹,老大(即二姑父)在太平洋彼岸,其他都在东京。八口之家,最后只剩下四个了。说来极为惨痛,接着海啸发生了……他们把珍藏多年的大地震相片拿出来给我们看,并逐一给我们讲解。当年的惊吓和刺激,致使五叔一度精神失常。20年后,提起大地震,仍满脸淌着眼泪,浑身抖擞着,我们从眼前的一幕,也可以想象出,当时的可怕情景。我记得第二天早晨起来,大家都说一夜没有睡好,似乎日本大地震的惨状不断在梦幻中重现在我们面前。

  在八步二姑母家的“难民之家”相聚的时间并不长,各地来的亲戚也是出于无奈才给二姑母家添了这么大的压力。在此期间大家都在努力寻找出路。不久,各自找到出路之后,就陆陆续续离开了。我记得二哥是只身去闯荡的,他历经艰辛到了四川的江津一带,最后,他跟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(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)学声乐;大姐则到桂林上高中。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八步单独租了一间房暂住。住地附近还有一所小学校,只因在学期中间不安排插班生,我和弟弟也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。而姑母一家则搬进了矿山,以便让二姑父能在矿山上边工作边休息。他们的“新居”,我们也曾去过,那是在小山边上自己设计建成的树皮加木板的小平房,非常别致。房顶和墙都是用树皮铺盖而成的。房间的地面和隔墙是用木板做的。小巧玲珑,十分好看,而且都是就地取材。小屋周围有大榕树遮着,空气新鲜,四周安静,却有鸟语花香。我们非常喜欢到这间木屋里玩。只是矿区离城里很远,交通很不方便。我们在八步逃难的日子并不算很久,然而期间发生的“故事”让我们深深怀念,难忘。虽是逃难,但对孩子们来说,一切却是那么新奇、充实、开心,在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会兴奋地回忆那些往事。

  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

  由于这个地区既热也潮,蚊虫滋生,各种昆虫数不清,也除不尽,常常给人们带来烦人的疾病。传染性比较强的流行病就是疟疾。经常是反复发作,不能根治。我们也未能幸免,“奎宁丸”便成了家中的常备药。

  不久,我得了黄疸性肝炎。由于缺乏医学常识,当时不明白得了什么病,只觉得浑身无力,吃不下东西,过了一阵眼白全变成黄色的了,又发烧,又拉肚子,这才害怕起来了。立刻找到繁忙的表姐夫请教。表姐夫叫金圭善,原籍朝鲜,他在德国学医,回来后任战地军医。他与我表姐结婚后入中国国籍,表姐是医院的护士。后来他被调到龙州医院任内科主任。他医术高明,医德也好,热心助人,深受当地百姓的称赞。他看了我的病状,一声不吭,只是叫我搬到他家的小厅中单独住。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,他也知道我家只有一间小房,经济条件也不好。但他们家已有三个孩子,经济也很拮据,不可能送我去住院。他只跟二姑母说出了真相和处理的办法。我母亲还是从二姑母处问出了底细,于是说什么也要把我接回家,让我单独睡一张小床(因为金医生家只有一厅一房,最小的孩子只有两三岁,大的两个跟我们差不多大)。母亲认为,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家的孩子们传染上这种病才对。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这位金医生的为人了。然而,这种病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效药,因为战争,连对症的药也非常匮乏。由于没有及时治疗,体质又差,病情变得比较严重了。我记得身上的汗已经把褥单、被单染成黄色,什么也吃不进,只能吃点汤和粥。在这时他已经想方设法找到他的德国同学,弄了两小瓶贵重药给我服用。一种是赭红色的药片,服后排出大量又红又黄的小便,另一种是银色的药丸。他小心地嘱咐母亲,如何防止传染,如何护理病人,调整饮食——坚持吃点骨头汤,一定要卧床,不许活动。然而药很快就用完,再买也不可能了。这时金医生千方百计打听用中草药和偏方的冶疗办法。最后他选定用野蜂窝和黄糖一块熬,每天熬一锅当“茶”喝。野蜂窝很难在药房买到,他竟利用周末到山上野树林中去采集。辛辛苦苦打下蜂窝再晒干存起来,让我坚持服用。我不知服用了多少蜂窝汤,也不知喝了多少鱼头、鱼骨汤,更让大家提心吊胆为我操劳,病才逐渐好转,慢慢地重新站起来走动。我只记得,因为病,觉得躺着也累,只盼着赶快长点力气才好!真感到无奈!而大人们想到的是,可幸捡了一条命呀!

  让我们全家最难忘的是金医生。妈妈总会提醒我记住,救了我一命的是金医生啊!但谁会料到战争、穷困让他走上了不幸生涯。他坚守在医疗的岗位上,当日寇占领龙州时,他随着医院带着一家子边工作边撤退。艰辛的生活,使他染上了肺结核,病势恶化很快,不到一年便在贫病交加中逝去,那时还不到四十岁。而表姐领着几个孩子难以生存,只得将大儿子送给她弟弟抚养,将其他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后,再回到医院里工作。直至1991年初,我才打听到她的下落,并到广州去看望了她。遗憾的是,八十多岁的大表姐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,已经不能辨认亲人了。庆幸的是两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,新中国成立后都留在首都迎宾乐队里担任乐师,20世纪80年代都调往广州交响乐团,一个是吹黑管的高级乐师,一个是作曲兼太平洋交响乐团的指挥。他们两家的孩子都与音乐有缘,其中佼佼者是小提琴手金立。改革开放初期,来访的英国知名小提琴家梅纽茵选中金立,把这个年仅9岁的孩子带回英国培训,后来送他去美国朱丽叶音乐学院学习。其他三个孩子有的学钢琴,有的是学建筑设计和服装设计的,不知这些幸运的晚辈们,可曾知道祖辈的辛酸?

责任编辑:李 宜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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